新春伊始，广东众企业都铆足了劲儿开工，打算在新的一年大干一场。然而由于过节工人流失较多，如往年一样，今年珠三角许多工厂都遭遇了“用工荒”，即使大涨工资、海派红包也难招满人。许多工人选择留在家乡打工，工资大涨仍敌不过家乡工厂。

从2004年开始，每年春节后，南方许多城市都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在上一阶段中，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黄金十年”，GDP同比增长率长期维持在10％上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到如今，企业“买方市场”的地位一去不返，这也意味着，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已经结束。

这个转折点，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由于工业工资水平比农业生产要高许多，因此，无论劳动力的需求如何扩大，企业总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劳动力，即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可在第二阶段，劳动力将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变得稀缺，工资水平不再固定不变，经济发展的成果、利益必须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合理分配。

珠三角许多企业，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色。目前缺工最严重的正是电子、家具、制衣、玩具等企业。这种用工荒，本质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荒。在珠三角，许多企业依靠低工资实现产品的低成本，长期以来，是在假设劳动力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安排企业生产的。这种“低劳动力成本—高竞争力”的发展模式，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和社会保障，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解决这种“招工难”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将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可以说，产业的梯度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将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如今，珠三角也到了腾笼换鸟的时刻，只有承接更高附加值和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预见，在计划生育、城市化、中西部崛起等因素的作用下，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只会越来越严重。“招工难”是产业梯度转移的原始动力，作为转出地，珠三角应该直面这种挑战。

第二种办法，是降低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提高农民迁移到城市的净收益。经济学家蔡昉认为，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短缺阶段已经到来。在他看来，是由于不能获得城市户口，外来工受到与城市居民不平等的待遇，导致迁移成本高昂，从而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的确，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已不再是“挣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城市里生根、发芽，希望城市能够给他们平等的待遇和尊严，否则他们将选择用脚投票，抛弃那些歧视他们的城市。